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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魏政权有一点很独特：建国近百年了，朝廷还不给官员们发工资。
那官员们都靠什么养家糊口呢？
北魏官员合法的收入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类：食邑、掠夺和赏赐。
食邑：
拓跋鲜卑族起自草原，拓跋部族和其他部族构成了部落联盟性质的军事集团。拓跋家族和各个部落首领都有自己的部落民众，进入中原之后，他们又有了农耕部众和封地。因此，这部分大贵族和依附于他们的从属，食邑是其主要收入来源。
掠夺：
鲜卑和其他草原部落构成的军事集团，掠夺是其本来属性。北魏大军经常四处出击，掠夺南朝、打击柔然、高车等游牧部族，胜利之后照例要把战利品论功行赏，这是武将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。
赏赐：
军人们靠战争，而朝中文官的收入，则依靠皇帝的赏赐。
以上是官员的主要合法收入途径，那么不合法途径是什么呢？当然就是贪腐了。
北魏的各级官吏向北魏军人学习，以掠夺百姓为职业，贪腐横行。这就破坏了社会生产，导致北魏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。北魏建国初的一个世纪里，起义达七八十次之多。随着北魏政权向南进入黄河、淮河流域，官吏贪赃纳贿、豪强兼并土地之风愈演愈烈，社会矛盾也随之更加尖锐。
魏孝文帝时期，官员工资问题，迎来了必须解决、也能解决的局面
到了献文帝、孝文帝时期，北魏人口滋生、农耕面积扩大，朝廷能收上越来越多的税，已经具备给官员提供稳定薪俸的能力。为了缓和阶级和民族矛盾，形势也需要用薪酬制度来遏制官员的胡作非为。
皇兴四年(470年)，北魏给事中张白泽向献文帝上书，提出
班禄酬廉
方案。张白泽指出（大意）：百官协助皇帝治理国家，国家事务要靠他们来完成，可朝廷却没给百官相应的俸禄。中国历代王朝都有俸禄，有俸禄官员才能安心做事，才能消除贪污，酬谢廉政。
张白泽的奏疏，是北魏政权中汉族士人想法的代表。汉族官僚反对掠夺，自己又没有封地，因此希望能有一份固定薪水；另一方面，班禄酬廉制度也非常切合中原农耕地区的社会状况。但奏疏提交之后如石沉大海，没有了下文。
直到太和八年(484年)，在冯太后的长期汉化教育下的孝文帝，认识到了实行俸禄制度的重要性，于是开始推行班禄酬廉制度。孝文帝在班禄诏中称“自中原丧乱，兹制中绝”，因为西晋末年以来的战乱，导致制度丧失，官员俸禄才因此断绝；现在魏朝应该遵循中原故章，施行班禄制。
班禄诏书明确规定了由实行班禄制而增加的赋调定额，郡县官吏按辖区人口多少领取俸禄，所有官吏俸禄每一季度发放一次，“以十月为始，季别受之”，“于是内外百官，受禄有差”。
这些支出固定下来，与官吏自行贪腐比起来，百姓的负担大为减轻。
守旧势力对班禄制的反抗
孝文帝还发布了与班禄制配套的惩罚政策：禁止官吏贪腐，违者严惩。孝文帝规定“禄行之后，赃满一匹者死”，严惩贪官污吏，并派出使臣分赴各地督促检查。
在制度推行的当年，
就有勋贵以身试法
。李洪之是秦益二州刺史，也是皇亲国戚（他是文成帝元皇后的干兄，号称是献文帝的亲舅）。他虽然身份显贵，但一贯为官残暴，贪赃枉法。实行班禄制之后，李洪之被揭发了贪污之事。孝文帝下令给李洪之上戴上手铐脚镣，押赴平城，然后召集文武百官，当面历数他的罪状。最后，让他在家里自尽。
此后不久，各地查出有贪污受贿罪的地方官四十多人，全都被朝廷处以死刑。
班禄制还遭到
拓跋宗室势力的反对
。王室大臣、淮南王陀为首的贵族集团，主张应该依照北魏旧制，取消班禄制。冯太后和孝文帝召集群臣进行讨论，以中书监高闾为首，对顽固派进行驳斥，认为实行俸禄制使“廉者足以无滥，贪者足以勤慕”，如果不实行傣禄制，则“贪者肆其奸，廉者不能自保”，从而败坏官场风气，危害百姓，危及北魏统治。冯太后和孝文帝对此非常赞同，于是排除了拓跋贵族的阻力，大力推行了班禄制，更严厉地惩处贪官污吏。
这让那些接受过贿赂的官吏，无不恐慌害怕，一段时间内几乎杜绝了贪腐。
班禄制：缓和矛盾、加深胡汉融合，成为孝文帝汉化改革重要的一环
对于当时的北魏政权而言，班禄制的推行意义重大。
首先，班禄制遏制了官僚贪污腐败，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（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），使北魏社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。
其次，班禄制使胡汉民族融合进一步加深。班禄制用中原王朝的旧制度理顺了北魏君、臣、民之间的关系，胡汉两族各级士民都被纳入中原制度的约束框架之中，民族差别减小甚至消失，
胡汉民族融合因此进一步走向深化
。
最后，通观中国古代历史，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之后，谁能在较短时间内适应中原社会，谁才能维持长久的统治。
班禄制作为北魏适应中原社会状况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北魏汉化改革过程中的重要一环，为北魏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组织制度基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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